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厕所种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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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入厕读书》一文中写到他家乡沿河的厕所,老百姓蹲茅坑时,看见邻居在河沿儿石磴下淘米洗衣,就大点声聊几句,有人挑米担路过就好奇地问这米几个铜钱一升。真是民风淳朴、率真自然得可以。这也是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所欣赏的一种厕所,他体验的一次如厕经历“更上一层楼”,厕所悬在两层楼高的河崖上,向河面伸出,“秽物降落之际,群蝶上下飞舞,下边是一片油菜花田。再没有比这更为风流潇洒的厕所了”。他对厕所的看法是:“厕所最好尽量接近泥土,设在同自然紧密相连的地方,同那种置身于丛莽之中、仰望蓝天的野外出恭毫无二致。故以粗朴、原始者最为惬意。”

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厕所种种认识

但这样的厕所一不小心就有性命之虞,在两层楼高的河面上如厕,万一脚下踩空那就上演高台跳水了。

即使贵为国君,也会死得这样不堪,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农历六月六日中午,晋景公姬孺“将食,涨,如厕,陷而卒”。他是中国有记载的跌进粪坑而死的国君(皇帝)。身为国君如厕溺毙,这厕所也太简陋不堪了,想来两千多年前的国君客观上没有条件,主观上没有意愿穷奢极欲,要建个豪华厕所。许多年许多年之后,一个叫莫言的中国作家在20世纪末写了一篇叫《酒国》的小说,在其末尾,主人公丁勾儿酒足饭饱之后不慎跌人茅坑溺亡,享受了一回和晋景公一样的待遇。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一排蹲坑一字排开,煞是壮观,说是古希腊的厕所。

柏拉图或苏格拉底也许在这里一边如厕一边和同厕者讨论高深的哲学问题,人是否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之类。其实,这样的厕所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臭气熏人的问题,并且往往离住处较远,想方便时并不方便。周作人就为这样的厕所所苦,我们每一个上了岁数的中国人都曾为这样的如厕经历所苦。

但中国人向来喜欢苦中作乐,把厕所当成社交场所,每天一大早左邻右舍在里面新闻联播,就像现在年轻人开party.北京城这样的公共厕所很多?据说在大清时,北京城没有公共厕所,市民随意倒粪便随地大小便,再加上排污系统年久失修,一到下雨天,整个北京城就像一个露天大厕所,据说八国联军进城后不堪忍受这样污秽的公共卫生环境,体质下降,生病死了不少,倒省得国人动刀动枪了。

好奇心强的人一定会想到一个问题,紫禁城皇宫里的皇后、妃子怎样上厕所?比如冰雪美人甄嫘如何出恭?“用桶,桶底铺上炒焦r的枣儿,屎砸下去,枣儿轻,会转圈儿,屎就沉到底下。焦枣儿又香,拉什么味儿的都能遮住。宫里单有太监管把桶抬出去。”这是阿城的小说《厕所》中老太监讲的。这不由得让人感叹当时皇宫里卫生官员的智慧。

很实用但还说不上气派,要说奢靡豪华,以富可敌国的石崇的厕所为最,《世说新语》云:“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必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人一般不好意思去,大将军王敦前往如厕,旁若无人,“脱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此处已见其品性,妙的是这群婢女眼睛雪亮,相人如神,相谓日:“此客必能作贼。”王敦后来果然几次起兵反叛朝廷。元代大画家倪瓒倪云林性简傲,有洁癖,据明代顾元庆《云林遗事》说,倪云林的厕所是这样的:“其溷厕以高楼为之,下设木格,中实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一童子俟其旁,辄易去,不闻有秽气也。”其物理学原理和清官里的术桶一样。谷崎润一郎就此赞叹道:“这种蛾翅的粪纸,想象着就很美。”他接着想象:“无数蛾翅烟雾一般腾升起来。这些干爽的蛾翅,含蕴着金色的底光,薄亮如云母的碎片一”

不知是汉译日还是日译汉翻译方面的问题,此处的鹅毛被当成了一种昆虫的透明的翅膀。周作人很欣赏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谷崎在其中写到日本京都奈良寺院里的厕所,充满了诗意:设在闻得到绿叶、青苔气味的草木丛中,在微明的光线下,耽于冥想,或者听着潇潇的雨声打在檐上,“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随时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

谷崎认为日本的建筑中造得最为风流的是厕所。日本人对厕所有种偏执的执着劲儿,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报章上看到日本人研制出能自动完成冲、洗、烘一条龙服务的智能马桶,当时心中暗自感叹,什么时候能用上这样的马桶,吾愿足矣。现在这种马桶已进人中国人家庭,就在昨天,从网上又看到一条新闻,说日本的一家餐厅打造了一个海底厕所,四面墙全是水和鱼,上厕所就像在海底与数百条鱼一起漫游,有种难以言喻的自由感、壮阔感。

在这方面,我们也开始奋起直追,据北京的报纸报道,国贸桥CBD附近出现一个“飘香公厕”,采用智能飘香除臭机,人们如厕时不仅闻不到异味,反而闻到一种淡淡的清香,不少市民争相去体验。北京把公厕管理分为四个等级,这个要算特级了。其实,长期以来,在中国,公厕就是一种稀缺资源,有时候就会发生有人越想上厕所越找不到厕所的尴尬窘境。大概是十几年前,我读过作家叶兆言的小说《关于厕所》,有一个情节至今印象很深刻,说是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漂亮的南京姑娘和她的一群工友在上海南京路逛街,其中不乏她的追求者、暗恋者,不久她感到内急,想上厕所,结果找不到,刚开始她还很矜持,说不急不急,但情况越来越紧急,工友们也开始到处帮她找厕所,还是找不到,万分危急之下,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她当街尿湿了裤子,一瞬间她花容失色,掩面痛哭起来。

这也许成为她一生中难以忘却的惨痛经历。最近发生的内地游客小孩在香港街头便溺事件,说明在香港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公厕是很难找的,因有香港市民拍照而引发的两地口水战,表面上看争的是所谓文明与粗鄙、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区分,背后是两地政治、经济、心态的裂痕,该事件成了便溺政治学、厕所政治。

其实,这种厕所意识形态并不是新鲜事物,在“文革”时期的政治运动中,很多“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被从革命队伍巾揪了出来,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打扫厕所,整天和粪便打交道。阿城的一篇小说写道,在十校里捣粪的学员为表现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努力捣粪,每个人把粪捣成松松状,像“肉松”一样,继续努力捣下去,粪最后颜色都变了,变成白白的,细细的,完全纤维状,好看得不得了,他们正志得意满地欣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忽然,大风起兮云飞扬,这时候所有的美丽的白色的纤维都在天上飞舞,白花花的一片真干净,他们怔怔地看出了神。

杨绛就曾被分配打扫厕所,她有洁癖,将厕所打扫得没有异味,如果有革命小组外调她,她就哧溜钻进女厕所里不出来,厕所成了庇护她免遭侮辱的净土,最肮脏的处所成了最干净的所在,这就是厕所辩证法。沈从文也遭受同样的命运,他说他在“文革”里最大的功劳是打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打扫得可干净了。美国女记者说,你真的受苦受委屈了。不料想,沈从文突然抱着她的胳膊,号啕大哭起来,很久很久他的情绪平静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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